一兴学要办三件事，账是分开记的
方志的兴学记录，实际分三笔账：书院（谁来办学）、学田（谁出钱养学）、社学义学（基层的免费启蒙）。十部志合计：书院 20 所、学田 21 笔、社学义学 15 处，另有学官与学制条目 14 条。
一笔笔看下去会发现，这三件事的钱和人，来源完全不同。
二汝南 14 条，平舆 0 条
十县里，汝南 14 条最多，西平与正阳各 9 条、遂平 7 条次之；确山与泌阳各 3 条、平舆 0 条。
汝南的第一名好理解：它是汝宁府附郭县，府学、县学、书院三套机构都设在城里，凡有兴学之举，必在汝南。而平舆的 0 条，同样是体例问题——1995 年新志设「教育编」，记的是学校数、教师数、学龄儿童入学率；它不再记「谁捐了田」，改记「有多少学生在读」。
这条线索跟《门类》篇是接的：传统方志记的是「制度与人情」，新方志记的是「统计与指标」。
三书院倒了，学田去哪了
学田是方志里最实在的一笔资产记录：田在哪、几顷几亩、谁置办的、租给谁、收多少、给谁用。十部志共著录学田 21 笔，可考面积合计 6,414 亩。
单笔最大的是正学书院学田 600 亩（明万历年间，推官熊尚文、知县岳和声、王万祥奉文置买，在三桥白马桥等处，「共六顷有奇」），用途写得很明确：「给书院诸生会课之用」。
而学田最动人的用法写在汝宁府志的艺文里：天中书院复建后，知府金镇捐俸置民田二顷，仿学田之制立为书院庄田，「计岁输正供外，以供诸生月课饮馔给赏诸费，余即分给贫生，仿膏火之制」——收的租，先供上课吃饭，剩下的分给穷学生当灯油钱。
可这批田的命运，方志也记了：绝大多数条目结尾只有两个字——「今废」。书院倒了，田产被侵、被充公、被并入他处。所以看学田，其实是在看一所学校的生死。
四越到基层，越靠民间
把三类兴学之举按明代、清代分开数，一条线索就出来了：书院创建 明 11 → 清 9；学田置办 明 12 → 清 9；社学义学 明 6 → 清 9。
唯有一类在增长，而且是最基层的那一类。这不是偶然。清代地方官办教育（府学、县学、书院）大体已经定型，真正缺的是村镇一级的启蒙机构——于是义学、社学由地方士绅与宗族出资兴办，一条条记进志书。
汝宁府志里有一条社学记录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：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汝南知县岳和声设社学，「仍置田三顷」——办社学不算完，还得配三顷田养它。田是学校的命根子。
五最后一笔账，记在 1934 年
十部志里关于教育经费的最后一条记载，出现在平舆 1995 年志里，记的是 1934 年的事：全县有学田 7,507 亩，年收地租麦、豆约 44.73 万公斤，用来支付教职工薪金、办公费和校舍修建费；区立与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靠学田，不足部分由学生负担。
然后一句话收尾：「1949 年后教育经费改由国家拨给。」
从「置田养学」到「国家拨给」，中间隔着的正是这本书里反复出现的那道分界线——教育从「有人捐田才能办」，变成了「财政预算里的一项」。学田这个词，从此退出了方志。
附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
底本
十部驻马店方志全文，兴学数据取自各志「学校」「书院」「学田」「义学」诸门及艺文卷相关记文。汝宁府一部含清･嘉庆《汝宁府志》（1796）与明･万历《汝南志》（1608）两本。
方法
书院、学田、社学义学分三类著录；学田以志文所载亩数为准，凡记「顷」者折亩计入；条目跨志重复者合并并标注多源。明代与清代的归类以志书原文所载年份为准。
局限（看数字时一并记住）
① 学田面积多为方志原文所记，未必等于实际占有面积，且「今废」者未销账。② 各县志详略不同，条目数反映记载详度而非办学规模。③ 平舆 1995 体例不同，不设兴学条目，本篇县级排序均不含其 0 条。④ 书院「创建」与「重修」在部分志中未严格区分，统计可能有轻微重复。
逐所书院沿革、学田亩数与社学名录，可在专题页 《十部方志里的书院》 查看。
结方志关心的是「谁出钱」
二十所书院，六千四百亩学田，十五处社学义学。这些数字拼出来的不是一部教育史，而是一部出资史：官府出钱办学，士绅出钱置田，宗族出钱办义学。
所以方志里的「学校」一门，读起来其实更像账本。谁在场，谁出钱，谁的名字被刻在碑上——这就是一部县志记得住的全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