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在修志

一三十四条，四类

三十四条碑记序文分四类：修志序跋 9 篇、碑记工程 9 篇、咏山水 9 篇、地方官诗文 7 篇。

序跋与碑记工程各 9 篇，数量刚好相等，其实是一回事的两面：序跋是志书的自我说明，碑记是工程的纪念。两者都是「要把这件事留下去」的产物。修一座桥要立碑，修一部志要写序——在这一带的人看来，两件事的分量差不多。

咏山水 9 篇是秦观〈汝水涨溢记〉、薛耳〈登天中山〉、张九一〈洪河泛舟〉、皇甫冉〈渡汝水向太和山〉、彭而述〈游观音阁〉这一类。地方官诗文 7 篇则多是知县知府自己的作品。能进「艺文」的文章，作者要么是名家，要么是有官位的人。

二主持者无一本地人

十部志的主持者名单摆出来是这样的：汝宁府何显祖（义州人，荫生）；汝南丘天英（渭南人，贡生）；上蔡杨廷望（昆山籍武进人，例监）；新蔡莫玺章（定安人，举人）与王增（会稽人，榜眼）；遂平金忠济（休宁人，进士）；正阳彭良弼（南昌人，拔贡）与杨德容（晋宁人，举人）；确山周之瑚（广济人）与严克嵩（华容人）；泌阳程仪千（休宁人）；西平沈棻（平湖人）。

无一例是本地人。进士只有三位，而且全是外籍。

再看本地人在班子里占几成：遂平 79%、新蔡约 75%、上蔡 64%、正阳约 42%、确山约 26%、汝宁府约 24%、泌阳 20%。两端拉得很开。

为什么差这么多？看那几栏「同修」名单就明白——本地人清一色是廪生、生员、贡生、监生，负责的是「搜访」与「分纂」，不署名主修。遂平「校订督刊全邑人」，新蔡 30 人全邑人，上蔡同修 8 人中邑人 7 位。而泌阳、确山、汝宁府的班子里，外地来的佐官、幕友、举人占了多数。

这就是「官修」两个字的具体含义：地方官发起、士绅操笔。官借士绅之手把地方记忆固定下来，士绅则借修志把自己的家族、师承与主张写进永恒。

两个例外值得记一笔：汝阳旧志的纂修 30 人里，邑人 29 人，几乎是纯粹的本地修志；平舆 1995 的编纂委员会则 100% 是本县干部——那是现代志书的另一种组织方式。

三一本志的钱从哪来

修志是要花钱的：开馆、抄录、纸墨、镌版。十部志里唯一把出资人一个不落地列出来的，是确山。

「《捐修邑志记》逐一胪列捐资诸生，开馆镌版之资不下三百余金。」 —— 确山县志 ･ 乾隆九至十一年（1744–1746），确邑太学生 15 人连字具名

十五个太学生，名字连在一起写，凑出三百多两银子，换来一部志。这是十部志里最完整的一份修志捐资名录。

另一笔钱出自藩王府：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崇王礼官张宗道捐资千金，把杨埠的轻车横渡改成了石桥。那一段的工程也留下了碑记。修志和修桥这两件事，在这一带常常是同一批人在出钱。

所以「谁在修志」这个问题，答案得算三层：官发起、士绅操笔、士绅与商民出钱。缺一层，志就出不来。

四一篇序里能读出什么

汝宁府志卷首的「序」门，集中收了本府及所辖州县历代修志序跋十七条，是全站最集中的一组。作序的人排下来是：何显祖、董永祚、金镇、张国英、李本固、沈荃、刘元琬、孔迈、傅鹤祥、熊渭、陈棐、宋祖法、耿拱极、沈一澄。这些人里，有现任知府，也有前朝的进士、本府的乡贤。

序里讲的通常是三件事：修志的缘起、数据的来源、体例的取舍。但序的价值不在这里。序的价值在于——它是编者唯一可以直说自己立场的地方。正文要按体例写，序可以直说。

《汝宁府志》的序里有一句我一直记得：编者自陈修志的目的，在于使「鸿郄、苍陵之迹不致湮没」。不是「以昭劝惩」，不是「以备采择」，而是别让两条古陂的名字消失。

一句话说清了一部地方志的动机：把怕丢的东西记下来。其余九部志的序，无论署的是谁的名字，讲的也差不多是这一件事。

五碑不只为志而立

碑记工程那九篇，立的碑五花八门：修杨埠治平桥记（顺治十八年，砻石为碑）、《斗斛量器制式碑》（遂平，乾隆二十二年）、新建八蜡祠记（确山，乾隆四年，严克嵩撰）、郡守何公德政碑记（丁卯，赵时亨撰）、真阳县去思碑（元，朶阿达实）、重修凤凰桥记（上蔡，明壬寅，田可彻撰）、伤公桥捐资碑、天中书院碑记（明嘉靖间，李攀龙撰）、建济桥碑记 / 牧爱堂碑。

把这些碑按性质分：交通工程两块（桥）、市政标准一块（斗斛）、祠庙一块（八蜡祠）、官德三块（德政碑、去思碑、牧爱堂碑）、教育一块（书院）。

功能其实只有三个：志功（桥、量器、书院）、颂德（德政、去思）、记事（祠庙、伤公桥）。

最值得琢磨的是「去思碑」——元代真阳县为一位叫朶阿达实的官员立的。官走了，百姓立碑记他。立碑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地方表达：它得有人出钱、有人撰文、有人刻石，还要有人愿意把碑立在路边让人看。一块碑能立起来，说明这件事在当地是共识，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。

六写进志书的人和写志的人

地方官诗文那一栏七位作者，和修志的主持者是同一批人：丘天英（汝阳知县）、杨廷望（上蔡知县）、金忠济（遂平知县）、吕民服（新蔡知县）、张宗道（崇王礼官）、金镇（汝宁知府）、何显祖（汝宁知府）。

也就是说，这些人一边主持修志，一边自己的文章也进了志书的艺文卷。写志的人，同时是被写的人。

这不算徇私——修桥修堤、兴学断案的功绩本该入志，而他们留下的诗文恰好是当时最好的材料。但读的时候心里要有数：志书对这些人物的记载，是带着自己的笔写的。

按县域算，碑记序文条目归属也很集中：汝宁府 18 条、上蔡 3 条、遂平 3 条、汝南 2 条、新蔡 2 条、正阳 2 条、确山 2 条、泌阳 1 条、平舆 1 条，西平 0 条。府志 18 条最多，因为府志的艺文卷自成一编；西平为 0，则与它序文残缺、志书体例偏简有关。

附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

结「官修」两个字的具体含义

读完这一门，最清楚的是「官修」这两个字的分量。它不是「官写」，是官发起、士绅操笔、士绅出资。主持者无一本地人，操笔者几乎全是本地廪生贡生，出钱的常常是本地太学生和商民。

这套结构决定了志书的样子：外来的官带来体例与立场，本地的士绅带来材料与人事，两边一拍即合，写出一部既像朝廷公文、又像乡里族谱的东西。所以方志读起来总有这两种口气——一段像公告，一段像家史。

知道了谁在修志，再回头看前十篇里那些「0」与「44」，就都不奇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