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排在第一位的，是「庙」
先把做法说清楚，不然下面这些数字没法信。我把十部方志的正文全部「数」了一遍——不是通读，是数。做法是给传统方志的十个门类各配一份词表：舆地山川、建置城池、赋役户口、职官选举、人物列女、学校书院、坛庙寺观、艺文金石、风俗物产、灾祥兵防；再把每一部志的全文贴上去，看这类词在这部志里出现了多少次，最后折算成「次/万字」——这样篇幅差几倍的志，才能放在同一张表上比。
数完第一个结果就跳出来了：十门里最重的一门是坛庙寺观，全区均值 61.3 次/万字，把第二名甩开一大截。
而且不是某几个县特别爱写庙。九部传统志里，坛庙寺观全部排在各自的第一位或并列第一位——确山最重，78.4；泌阳 71.2；新蔡 69.7；就连最轻的汝南也有 54.1。
我起初怀疑是词表太宽（庙、寺、观、坛、祠、殿、阁……都算）。但想明白了：这一门多出来的密度，其实是方志的体例决定的。坛庙寺观在志书里从来不是个「宗教栏目」，它干的事是把谁被官方承认登记在册——文庙、社稷坛、城隍庙、厉坛，再加上入了祀典的寺观。修志的人在这门里回答的问题是「我们这地方认哪些神、香火归谁管」。跟「我们有多少亩地」比起来，这个问题显然更要紧。
「祀典、佛道与淫祠禁毁：文庙城隍北泉寺，神明如何被登记在册。」 —— 专题《十部方志里的祠庙寺观》
一句话：传统县志的第一门，不是风景，是神。
二紧跟着的，是「官」
第二名是职官选举，全区均值 44.9 次/万字。
这一门记的是：本县历任知县、教谕、典史都是谁，本地出过多少进士、举人、武举。修志的人心里最上心的问题，其实特别朴素——「我们这里出过哪些官、哪些人考中过」。这是方志里最「越往上越厚」的一门：汝宁府一部志，职官选举高达 63.0，是全区均值的 1.4 倍。原因不难懂：府志要辖十四州县，本身就得是一份管辖范围内的官员名录。
遂平在这一门是 65.4，甚至压过了府志。一部 10.7 万字的县级志，把最重的笔墨放在了人上。
也有反着来的。确山 1931 年修志时，职官选举只有 29.4，是九部传统志里最低的；它把篇幅挪去了别处，下一章会说。而平舆 1995 更极端——0.9，这一门在新志里几乎归零。
到这里，两条「铁律」已经能看出来了
无论哪个县、哪一年，方志都把最大的一块篇幅留给神和官。这不是巧合，是体例：方志的首要任务是「存政事、备查考」，而政事里最需要被记住的，一是祭祀秩序，二是职官与选举。
三同门之内，差一倍还是差八倍
光看均值不够。同样是「人物列女」这一门，各县写得多不多，差别能有多大？我算了一个「离散度」：同一门里，写得最多的县 ÷ 写得最少的县。为了不让 1995 那部新志干扰判断，这一步只用九部传统志。
坛庙寺观最稳，只有 1.45 倍（确山 78.4 ÷ 汝南 54.1）。艺文金石 1.72 倍，舆地山川 1.80 倍。这三门有个共同点：它们记的东西不太受「这一朝这一代人」影响——神还是那些神，碑还是那些碑，山还是那座山。
最不稳的是人物列女，7.75 倍（遂平 15.5 ÷ 西平 2.0）。风俗物产 5.33 倍，学校书院 3.67 倍。
遂平和西平都是县级志，隔得也不远，人物列女却差了将近八倍。你没法说「遂平的好人比西平多八倍」——这个差距，说的是修志的人愿不愿意花篇章写人。方志是有配额的：一个人的志，多写人，就少写别的。
一句话
越是不依赖人事兴衰的门类（神、文、山川），各县越趋同；越是依赖「人」的门类（人物、风俗），各县差得越凶。方志的个性，全在「人」的那几格里。
四一半墨水，给了神和官
把坛庙寺观和职官选举两门的词频加起来，除以十门的总和，看它在每部志里占多少。
九部传统志，稳定落在 44% 到 55% 之间，均值 49.5%——西平最高，55.0%；确山最低，也有 44.1%。换句话说，传统县志有将近一半的正文，是在写「我们供的神」和「我们出过的官」。
剩下那一半，才轮到山川、城池、田赋、学校、人物、诗文、风俗、灾异这八门分。
而平舆 1995 这一块只剩 21.7%。它不是写得少——它 55.8 万字，是十部里第二厚的，只输给汝宁府的 75.1 万字。它是换掉了要记的东西。
五平舆 1995：它没少写，是换了写什么
平舆 1995 是十部里唯一一部 20 世纪的志，也是唯一一部「数字对不上传统」的志。把它和九部老志的均值摆在一起，逐门比一次倍数：
十门里，只有两门没被砍：艺文金石 1.04 倍（基本持平），赋役户口 1.23 倍（反而加厚了）。
艺文金石持平很好理解——碑刻和诗文是跨越朝代的东西，哪朝修志都得收。赋役户口加厚，是因为 1995 年的志把这一门换成了新的经济账：产值、耕地、水利设施、拖拉机台数。
所以平舆不是「记得更少」，是换了一整套坐标系。三百年间，地方记忆的标准被整体调换了一次：从「我们供什么神、出什么官」，换成「我们产多少粮、有多少台机器」。也正因为有它这一部，其余九部才不只能横向比，还能纵向看——十部志里，藏着一个县三百年的记忆变迁。
六同一年修的两部志，能差一倍多
年份不是唯一的解释。
上蔡和汝南两部志，修志年都是 1690（康熙二十九年）。但职官选举这一门：汝南 47.9，上蔡 21.3，差了 2.25 倍。同一年、相邻两个县、同一个朝代，笔墨能差出一倍多。
说明决定「写什么」的，不只是年代，还有更具体的东西：这一县手里有多少现成材料能抄、修志的是谁、上一部志还剩多少可用。
确山 1931 是个更明显的例子。它职官选举 29.4（九部传统志最低），灾祥兵防却高达 43.7，是全区最高——遂平只有 17.6，它差不多是遂平的 2.5 倍。1931 年是什么年份？中原大战刚过，匪患不断。乱世修志，笔墨自然从「出过哪些官」，转向「遭过哪些兵和灾」。
一个县的处境，决定了它记什么。
七方志最不写的，偏偏是今天最想知道的
十门里最轻的一门，是风俗物产：全区均值 2.1 次/万字，十部志全部排在末位或倒数第二位。泌阳算写得多的，也只有 4.8；汝宁府最少，0.9。
也就是说，在传统方志的体例里，「这个地方的人怎么过日子」——一年怎么过节、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婚丧怎么办——是最容易被简写带过的一门。
而这一门，恰恰是今天翻方志的人最想看的。
这不是修志的人偷懒。方志是官方档案，它的任务是「存政事、备查考」，不是「记录生活」。真正的生活细节，得去别的地方找：家谱、碑刻、契约、口述史，还有老照片。
所以翻县志的时候，心里要有个底：它记的是庙、官、碑、灾，是秩序；至于「日子」，它只给一点边角料。
附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
底本
十部驻马店方志的全文，合计 228.7 万字。其中汝宁府一部为府级志，含清･嘉庆《汝宁府志》（1796）与明･万历《汝南志》（1608）两本，合计 75.1 万字。
十部书目与修志年：汝宁府 1796（+1608）、上蔡 1690、汝南 1690、遂平 1759、泌阳 1824、正阳 1836、确山 1931、新蔡 1933、西平 1934、平舆 1995。
方法
全文经简繁归一后，按十类门类词表计频，单位「次/万字」。数字的含义是「这类事被提了多少次」，不等于史实的多少，也不等于篇幅的精确切分——同一段文字可能同时命中多个门类的词。
局限（请看数的时候一并记住）
① 词表法看的是关键词密度，可以反映「修志者关心什么」，不能替代逐字精读。② 底本为 OCR 识别文本，存在系统性错字（万历本尤甚），个别词频会受影响。③ 平舆 1995 与其余九部跨度近三百年，本篇所有「传统九部均值」「离散度」均不含平舆；凡涉及平舆处均已单独标出。④ 汝宁府为府级志，篇幅与县级志不可直接等量比较。
每一门的逐县条形对照，可在专题页 《十部方志都写了什么》 查看。
结十条格子，十种回答
把这七条合起来看，事情就清楚了：方志的十条格子，不是十类中性的资料抽屉，而是一套价值排序。谁被写得多、谁被写得少，是修志的人在用篇幅回答一个问题——
「我们这个地方，是什么样的地方。」
十部志，就是十种回答。有的答「我们出过很多官」（汝宁府），有的答「我们重教尚人」（遂平），有的答「我们临危多事」（确山），也有的答「我们现在有多少台机器」（平舆 1995）。
这就是我数这 228.7 万字的收获：方志写下来的不只是数据，也是十个县对自己的认知。